毛泽东为何亲自定调这篇中新社稿件?
编者按:
1957年2月,中新社对外发出专稿《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反映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的新婚生活,受到海外欢迎。不料,该文被国内媒体转载后,却引发了一场争论。
有人认为这篇女演员写的文章里,又是丈夫,又是蜜月,又是闹洞房,又是结婚之后,不严肃、不健康,甚至有批评说这是“黄色文章”。也有读者认为此文虽然写的是恋爱、结婚、洞房、蜜月,但是内容健康,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这场争论持续一段时间后逐渐停息。这篇文章的组稿人杨煦回忆,原来,争论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到杭州出席会议,有人同他谈到关于《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的争论,他看了该文后说:“报纸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岭’,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还不能算黄色文章吧!”
其实,在中新社近70年的历史上,像《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这样有的放矢、春风化雨、客观平实介绍中国发展的特稿(专稿)还有很多,比如《在梁漱溟的书斋里谈天》《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邓小平北京“游车河”》等等。
作为中新社对外传播的代表性业务,特稿(专稿)坚持导向正确,正面为主,释疑解惑、“因时、因事、因地、因报制宜”的原则,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出了独特贡献。
▲图为1951年,范瑞娟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毛主席与她亲切交谈。(资料片)中新社
一起来看稿件原文吧!
我的丈夫,我的蜜月
范瑞娟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
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
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图为1951年,范瑞娟饰梁山伯(左)、傅全香饰祝英台。(资料片)中新社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
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
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
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
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
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起来,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
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图为1950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总理合影。前排左起:孙维世、傅全香、周恩来、范瑞娟、孙新世;后排左起:南薇、田汉、陈鹏、许广平。(资料片)中新社
在蜜月里
▲图为范瑞娟与卓别林夫妇等合影。(资料片)中新社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
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
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
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
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1957年2月)
▲图为1957年3月24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见报。(图源网络)
作者:小牛工作室
编辑: 戴梦岚 宋怡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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