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 | 日本援华往事

这些援助曾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约5200公里中国铁路的电气化改造、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由日元贷款建成。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北京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大同到秦皇岛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路、上海宝山钢铁厂改造、重庆城市铁路建设、青岛港扩建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发电项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甚至黄河中上游沿岸新栽的树苗，都有日本援助金的注入。

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援助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不过多数人对此可能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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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直译是政府开发援助，指由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 赠与比例至少达到援助总额25%以上的援助。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等战略地位的考量，开始对经济落后国家及地区提供 ODA。日本在“贸易立国”的总体战略下实行新的对外经济战略作为OECD的成员国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其经济成功崛起后，开始对外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54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日本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在东南亚，此后，日本ODA项目扩展到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将“自力更生”绝对化，拒绝一切外援。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方多次向中方提起可以给中国提供政府贷款，但中方多次断然拒绝 。

中国决定接受日本政府贷款其实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过程，期间经历了从１９７８年７月决定引进民间贷款到同年１１月决定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刚好与中国摸索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过程重叠。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仪式。除了政治访问，他还参观了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并乘坐了从东京到京都之间的新干线。

邓小平回国后不久，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心将未来的发展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环，决定积极 “利用外资 ”，包含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访华

70年代后期，日本的福田纠夫、大平正芳两届内阁都致力于进一步拓展中日经贸关系。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表明了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意向，并表示日本将基于三原则（与欧美各国保持协调；与亚非各国，特别是东盟国家保持平衡；不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援助和合作）提供对华ODA，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提供帮助。

于是 , 1980年双方签署了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 ”。我国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 500亿日元的贷款 (按当时汇率约合3. 3亿元人民币 )。这笔日元贷款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的最早、最大一笔外国政府贷款。包括扩充北京到秦皇岛之间的铁路、建设秦皇岛港口，建设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6个援建项目。

秦皇岛港煤炭码头二期工程

日本对华ODA包括有偿援助（日元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中国面临资金、技术紧缺和能源供应紧张、基础产业落后等问题。其中，日元贷款为援助主体，占到了90%以上，已于2008年结束。

图片：网易数读

针对日本对中国开始提供政府贷款，当时不少国际上疑虑甚至反对的声音：在欧美国家产生了对日本垄断中国市场以及 “中日勾结”的担忧；东南亚各国担心日本的对外援助会被庞大的中国吸引走，而自己获得的日本援助会因此减少。还有，苏联对日本对华援助表示了反对。

对这些外界的干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协调主义，屡次作为政策表态强调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

4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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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当年政府的考量，日本外务省在其出台的《ODA白皮书》中写道：中国把经济现代化作为最优先的课题，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1979年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除此之外，促进对华政治与经济关系，同时对放弃战争赔款的中国在ODA方面予以特殊考虑。

日本对华ODA是以“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 (大平原首相 )为目的的，因此一 开始就把克服中国经济发展的 “瓶颈 ”—— 即建设运输、通讯 、电力等基础设施作为援助的重点 。

其主要内容被确定为：有助于增强中国运输能力的交通设施建设和提 高维修管理技术方面的援助；建设发电站等有助于中国克服能源绝对供给不足方面的援助 ；有助于中国完善通讯基 础设施方面的援助 ；有助于中国培养管理与维修人才方面的援助 。

当年日本参与援建的大瑶山铁路隧道。这是中国第一座长度超过10公里的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

日元贷款的主要执行部门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按照中日两国最初的约定，日本对华ODA采取的是5年一揽子借贷的“多年度决定方式”，是指中日双方政府在达成贷款协定时，一次性确定未来几年的ODA数额，然后逐年具体落实到各项开支上。这样，即使每年贷款额度有限，但各项目所需资金亦可通过多年度分割供与的方式予以解决。

前三次日本对华ODA都是遵照此方式进行的，这也与中国的“五年计划”时间基本相吻合，前十五年的日本对华ODA资金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1980年刚起步阶段的672亿日元递增到90年代初的1500亿日元左右。

作为政府援助和中日友好的象征，日元贷款或多或少地与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保持了一致。1981~2005年的5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事实，提供了绝好的例证：1990年代以前的日元贷款，优先投资东部沿海的基础设施；1990年代末，重心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作为援助主体，日元贷款主要特点是年利率低，通常只有1%~3%；偿还期长，通常25~30年，还包含有7~10年宽限期；而且从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开始，实现了完全的“非束缚化”，中国可以通过公开招标自主选择提供物资和服务的国家与企业。

日照港

1994年，受日方提出的“ODA四原则”影响，第四批日元ODA的发放方式发生了变化，双方决定先敲定前3年的贷款数额，期满后再商量后两年的贷款额，这种“3＋2”的方式是在兼顾中日双方主张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虽然贷款发放的方式有所变化，但贷款金额却稳步提高，基本维持在2000亿日元左右。到2001年，又变为每年度制定贷款规模。

对华ODA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执行之初。截至2007年度，日元贷款累计达到3兆3164亿8600万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累计达到1398亿3300万日元。技术合作累计金额达到1849亿200万日元（截至2017年度末）。

【铁路与港口】

通过日元贷款实现了3842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占中国电气化路线总长14864公里（2000年）的25.8%。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359个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停靠码头，占全国总数的13%（1995年）和11%（2002年）。

【污水】

日本为59个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提供了约200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所建污水处理厂总规模约占城市污水处理能力的16%。城市污水处理率从1991年的14.9%大幅提升至2008年的63%。

【植树造林】

1999-2003年全国森林增加面积约为1600万公顷，其中通过日元贷款增加的面积为164万公顷，占10%以上，为沙漠化防治、土壤侵蚀防治、水患防治作出了贡献。

【消灭脊髓灰质炎、SARS对策】

1999-2000年，实施了派遣专家、培养人才、提供疫苗和器材。2000年7月中国宣布消灭脊髓灰质炎。在SARS发生后，为全国367家疾病预防中心中的131家（36%）提供了日元贷款。

【教育】

为全国1079所大学（2008年）中的22个省、自治区约200所高校（相当于18.5%）提供了日元贷款，完善了学校设施，实现了6000名教职员工的赴日进修。

【北京市的发展】

1984年成立的中日友好医院以及1988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康复中心，都综合利用了无偿援助、技术合作、协力队等方式。日元贷款对象的第九供水厂（100万㎥/日）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都占全市处理能力（250万㎥/日）的四成左右。日元贷款对象的地铁1号线（13.5km）和13号线（40.85km），占13号线运行之初（2002年）当时地铁总长（95km）的57%。

来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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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日元贷款多用于铁路、港口、水电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逐步扩展到通讯、民航、农业和环保。日元贷款不仅有部门流向的演变，也有地区分布的差异。这与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有关。

连云港

由于当时中国大部分能源消费依赖煤炭，因此，连接内陆山西省煤炭产区和沿海煤炭消费地区的铁路和港口建设显得极其重要，ODA项目把重点投向“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一领域。

五强溪水力发电站

1988年以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扩大到了大型电站建设、包括北京等主要城市实施供排水、煤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以及城际通信基础设施和化肥厂建设等项目。利用日元贷款的另一重点领域，是钢铁等基干产业和发展农业所不可缺少的化肥生产 ，比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渭河化肥厂建设项目、内蒙化肥厂建设项目和九江化肥厂建设项目等 。

北京地铁1号线 复兴门至大望路（原八王坟）段（日元贷款1988、1989及1991—94年度）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供水项目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青岛市、北京市、重庆市、长沙市以及四川省长江流域的上游城市，开展了净水设施、供水设施以及引水设施的建设。相关供水设施完善项目共计达到37个。此外，也与日本供水相关的团体和地方自治体开展合作，实施了有关供水的漏水对策、净水处理技术等供水运营方面的技术转让。

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日元贷款1988年度、技术合作2014年9月—2017年9月）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多样化，并促进民间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实现了中国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北岸水环境治理（日元贷款2005年度）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后，利用日元贷款的领域急速转向环保方面，在 “八五 ” 期间 (1991一1995年 )有关环保的项目只有4个，而 “九五”期 间 (1996一2000年
)则增至36个，在总项目中所占比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百分之几升至90年代末期(1999--2000年 )的 60％左右。国内熟知的退耕还林还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湖”水污染治理，长江上游、三峡库区、黄河中游和松花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均有日元贷款的影子。

植树造林项目分布图（技术合作、无偿资金援助、日元贷款）

2001年度以后，日本政府的对华ODA政策有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 2001—2005年度的日元贷款对象项目中 ，所有项目都属于环保 、支持中西部的社会开发、培养人才以及促进中国各界对日理解方面的。在项目的地区分布上明显向中西部集中，其中大型项目有柳州酸性雨及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植树造林防沙项目等 。

远山正瑛(1907-2004 ) 。这位来自日本的农学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种树，一直种到97岁。在他的影响下，日本7300志愿者来恩格贝种树，种下树木300万棵，染绿黄沙4万亩，被称为“中国沙漠之父”。

日本提供的ODA贷款主要被用于中国投资长、见效慢、收益少的基础性产业，这些贷款在国际借贷资金市场上是较难筹集到的，也是单纯依靠国内积累，数量上难以达到的资金。历年日元贷款协议总额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50％左右，日本是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较早且数额最多的国家。

图片：网易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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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4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

应对老龄化（技术合作 2016年5月—2020年5月）

近40年来，日本对华ODA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向中国派遣了大约9,500名日本专家，中国培训进修人员超过3.7万人。与此同时，向中国各地派遣的志愿者（即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和年长志愿专家）累计超过了800人。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无偿资金援助1986年3月交换公文，1991年5月竣工）

而且，支持日本地方政府、NGO等与中方实施团体共同开展的国际合作“基层友好技术合作事业”也实施了190多个项目。在日本学习技术，与日本人接触的中国进修生，在中国传授日本技术，与中国人交流的日本人，这些通过ODA合作实现了相互交流往来的两国人士为数众多，ODA作为中日间一个巨大的人与人交流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对华ODA的另一重点——无偿援助，从一开始就把援助对象限定在医疗保健 、环保 、人才培养和教育等领域 ，在地区分布上亦重视中西部地区 。

中日友好医院（无偿资金援助1984年建院、技术合作1981年11月至今）

主要援助项目有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环保中心 、黄河中流地区 国土保全造林计划 、培养人才助学计划 、贫困地区防治结核计划、注射预防针项目 (技术合作)和四川植树造林样板计划 (技术合作)等 。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项目”拉开了中日在医疗卫生领域通力合作的序幕。此后，还陆续开展了控制脊髓灰质炎、加强扩大免疫规划，以及非典(SARS)流行期间及之后的医院交叉感染防治对策、医疗器械和设备的完善、预防艾滋病等特定传染病以及加强基础公共卫生建设等合作项目。

甘肃省HIV/艾滋病预防工作（技术合作 2006年6月—2009年6月）

2002年，广东省暴发非典，迅速带来了巨大冲击。日本政府决定通过JICA提供约2.05亿日元的医疗设备，支持中国对SARS的防控。JICA以最快的速度将防护服、防护帽、手套、口罩等防护装备，以及抗流感病毒试剂、标本运输容器等器材运送到北京。

同时JICA还派出了包括医生在内的国际紧急救援队的四名专家来中国，专家组被派往中日友好医院（当时该院被指定为SARS专科医院），为当地医生提供有关预防院内感染的指导和建议。

SARS造成传染扩散的主要原因是初期病症监测体系的不完善及医院内的二次传染。鉴于这种情况，JICA于2005年至2008年在广州市开展了院内感染对策项目，对发生严重传染性疾病时医院的应对措施和能力以及检查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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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日国力的逆转在21世纪初逐步体现。1999年到2000年跨世纪之际，中国军费突破千亿，“对华ODA毕业论”呼声在日本越来越高。围绕“ODA项目要不要叫停”的争论一直未停。日本ODA项目曾以1400美元的收入为界限，中国人均收入在2003年达到了1090美元，之后两三年便达到上限。

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机构JICA在中国的表现，也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

2004年夏天的亚洲杯足球赛上，日本夺冠，中国获得亚军。同一年，日本国会派遣议员赴华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将终止有偿援助的部分——日元低息贷款项目。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在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贷款，但仍保留向中国提供以节能和环保为主的技术合作。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仍然进行了多项支援，包括耐震建筑技术、树林恢复、防灾教育等。2008年后, 在环境保护、减灾防灾、应对传染病和食品安全等领域中保留的技术援助成为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

参与汶川大地震救援的日本紧急救援队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警戒船发生了冲突。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也浮出了水面。中日关系迎来转折点。

随之而来，日本国内不断有“世界第三的日本援助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异议”，要求减少乃至停止对华援助的呼声高涨。迫于舆论压力，日本政府大幅削减对华援助。2017年度只剩向中国派遣医疗和教育领域专家等纯人员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 日本也开始摸索由中日双方共同承担技术合作的项目,
逐渐要求中方在接受日本技术援助的同时自行承担部分经费。如2013年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大地震后,
日本通过向中方介绍、传播日本先进的耐震、免震制造技术和防灾应对措施, 帮助中国加强防灾教育。这个项目的大部分费用是由中方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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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日本对华ODA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是日中友好与合作的象征。40年来，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基本覆盖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以日本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援助，他们为中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方面的支持。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很多中国人陆续通过JICA渠道鼓励日本。

当然，日本也从对华ODA中获得了诸多经济利益。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确保了日本能够从中国稳定地进口本国急需的能源、资源产品,而且也为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对华日元贷款还使得中国在早期外汇不足的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口日本商品，推动中日贸易的快速发展。此外，日本将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中国，也帮助日企在本土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日本对华ODA的反哺功能和互益性由此显现。

2022年，日本对华ODA完全结束，对华ODA不可避免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无论如何，它都曾经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未来也仍将是中日关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完）